张诚
　　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张传玺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快一年了。先生的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他和我相识相交三十年，相知很深，友谊真挚。他长我十四岁，论年龄，论学识，论人品，都是我的老师一辈人。和他交往中，我学到了许多史学知识和做人的道理，受益良多。
　　1991年，国家教委为了加强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建设，成立全国中小学教材审查委员会，全国一大批专家学者被聘为委员，我也忝列其中。
　　1991年国庆节前夕，教委在杭州召开各学科审查专家会议并审查有关出版社送审的教材。我当时被安排在北大冯钟芸教授主持的语文学科组参加审查工作。会议期间，我到历史学科组参加了一次会议(我是综合学科委员，文科各学科都要去听会)。就在这次会上我认识了历史学科十几位审查委员，其中有张传玺先生、龚书铎先生、苏寿桐先生、李纯武先生、陈之骅先生、陈崇武先生等知名学者。后来还有刘家和先生。这些先生都是学识造诣深、为人诚朴厚重的专家。我参加了一两次会议后，和大家相处非常融洽，他们要我留在历史学科不要走。我当时要审读的教材有语文、政治、历史等数种，实在兼顾不了，就辞去了语文、政治学科的工作，专心在历史学科参加教材审查工作。我不是学历史的，虽然也读过《史记》《汉书》等史籍，但深知功力不够。由于工作需要，我研究的领域侧重于中国现当代史。
　　上世纪九十年代，教委比较穷，专家与会都是两个人合住一个标准间。我和多位先生同住过。因为我累了打呼噜，影响同屋的人睡觉，我就和张传玺先生住一屋，他耳朵略背，不忌讳我打呼噜。由于经常同住，交流就多了，除讨论教材外，还介绍各自的经历和家庭情况。他也乐意和我讨论各种问题，互相有一种志同道合的感觉。
　　在教材审查工作中，张传玺先生是非常尽心的，可以用“认真负责”四字来概括。认真是他一贯的工作态度。做事怕就怕认真二字，审教材最 需要认真。送审教材都是提前两个月送到专家手里。张先生总是在家里放下手头事务，仔细通看，把意见写在书页上，折叠好，然后，把写在书页上的意见逐条誊抄到审读意见表上。他提的每条意见，不仅指明教材中写法为什么不对，而且提出修改方案。从不泛泛地提模棱两可的意见。这在当年不是每个专家都能做到的。
　　张传玺先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伯赞的学生，在坚持唯物史观方面深得翦老真传。当时，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五种社会形态学说非议不少。张先生则坚定坚持唯物史观立场，明确表态：“五种社会形态说”不能否定。表现了他在坚持唯物史观问题上的责任心和担当。他的这个态度，当时被认为是“保守”“僵化”。我觉得先生不随波逐流，是难能可贵的。
　　进入21世纪，国家十分关注《语文》《政治》和《历史》三科教材的建设，并且分别制订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的课程标准。《历史》新课标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根据人类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的不同性质，把历史发展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几种社会形态。它们构成了一个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序列。不是所有民族、国家的历史都完整地经历了这五个阶段，但是这个发展总趋势具有普遍性、规律性的意义。”这个思想，在现行教材中都得到了切实体现。这也可以看出张先生早先表态的意义。
　　二十多年来，历史教材修订频繁，有的编写单位谋求创新，用文明史体例编写历史教材，用意是以新视角写历史。但这样写，历史发展的一些基本问题就写不进去了。在中国史部分，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民族复兴的奋斗历程就不能系统体现了。审查教材时，张传玺先生、刘家和先生和我都明确说这样写不行。编写单位虚心接受意见，重新按课程标准编写了通史体例的教材，受到了审查委员的肯定。
　　有一段时间，历史学科审查教材，是让主编和所有撰稿人到现场听取修改意见的。他们可以对许多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气氛很和谐，修改意见一下敲定。张传玺先生从来都是言之谆谆，平等探讨，对所有教材采取帮扶态度，公平公正评价每套教材，受到教材编写人员一致好评。有一回，有一套教材把海南省说成是海南经济特区。我们退回让他们重改。编者回复说是根据权威材料写的拒不修改。张传玺先生和我们又善意地把全国人大决议关于海南建省，划海南岛为经济特区的文件复印给他们。按理，专家可以批评他们马虎和对专家意见的轻视。可是张传玺先生和我们仍然心平气和地帮助他们改正硬伤。张先生对中国古代农耕文化也有研究，在审查到讲曲辕犁的地方，他都详细说明应该如何写才到位。在写到王莽的地方，许多教材都不全面，张先生强调要写上王莽废除奴隶制残余和改革土地制度等举措，给历史人物以客观评价。另一方面，张先生从不执着己见，乐于听取其他商榷意见。有一次，他提出，王莽以前，“洛阳”应改为“雒阳”。我对他说，全国地名系统中和洛阳市如今都用“洛阳”，改成“雒阳”对青少年学生不宜。他觉得有道理，立马收回自己的意见。他对别人的意见很尊重，对一些好意见都坚定支持。上世纪历史教材，基本都用人教版。他们对“开国大典”一课，大体照新闻报道叙述过程。我因主编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文献选》一书，对此熟悉，发现课文内容有重大遗漏。我提出，一定要补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重要声明。张先生和其他专家都赞同。此后的教材都是这么写的。张传玺先生学识广博，对考古、历史地理和民族学也有较深研究，那时，他是审查历史教科书不可或缺的专家。
　　审查教材的会议，每年都有多次。时间一长，我和张先生总是同屋住。我们无话不讲。时政学术问题以及家庭情况都交流。他年轻时身体较弱，他夫人(我习惯叫她丁老师)懂中医，悉心帮助张先生调理。张先生后来身体好起来了。有一次到京郊开会，因专家中的老年人较多，让带家属。我们白天开会，我爱人就去和丁老师叙话。丁老师非常和气善良，在事业上全力支持张先生，生活上成了张先生助理。张先生每每说起丁老师，都是怀着感念之心，赞不绝口。二老的感情，体现了高尚情操，许多熟人都很敬佩。岳麓书社张铁燕等过年都要去看望二老。她多次和我说，张先生、丁老师以及你们几位老师和师母的关系，堪称楷模，数十年相濡以沫，互敬互爱，我们羡慕不已。每次开会结束，我都先于张先生到家。我住平安里，他住蓝旗营，路远一点。我一到家，我爱人就说，丁老师来电话问张先生何时能到家？我立马打电话过去。我说，张先生很快会到家。她一听就知道是我，心里就踏实了。
　　我去过张先生家两次，他住高层公寓楼，大概是三室一厅，家里摆满了书架，挺挤的。他从不计较生活待遇。
　　张先生著作很多，他的主要著作都签上名字赠送给我，如《中国古代史纲》《简明中国古代史》《翦伯赞传》《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等。他们八位史学家到中南海讲课的书以及他和袁行霈等先生主编的《中华文明史》也率先送给我。我也把自己参与编辑或主编的中央领导人的著作精装本送给他。因为熟悉，我常请教张先生问题。他总是有问必答，诲人不倦。有一次，我看到丁福保《佛学大辞典》序言中这样一句话“著书难，注书更难”，请教多人不得其解。我就打电话问张先生，他也记不清了，于是为我咨询别人，然后告诉我，南宋时有人请陆游为苏东坡诗集作序，陆游以难却之，语出此处。他是个笔耕不辍的忙人，我提问，他都及时作复，使我深深感动。
　　有一次，我一位研究楹联的朋友提到秦皇岛孟姜女庙的对联，不会读。我记起张先生给我讲过。于是，请他孩子转达我的提问(张先生不会用手机)。先生认真地把对联写出来，并在文下加了注音字母。他孩子拍照发给我。在他身上，平凡小事皆见道，做人做事之道。他和我说过，上世纪七十年代下放农村劳动，为了为农民服务，他学了针灸按摩等中医知识。他把在农村用过的治落枕方法手把手教我。事虽普通平凡，但在他心中时刻记着“为人民服务”这句话。
　　张先生给我们大家的印象是老当益壮。2006年在南京开会，会议组织我们去拜谒中山陵，中山陵有392级台阶，年近八旬的张先生在我和陈之骅的略微搀扶下，就登上了最高处。2015年，张先生米寿，我在外地写了祝贺的话和一首诗，请宋一夫转达。他收到后很高兴。此后，我改称他为传玺老。
　　岁月不饶人，他进入耄耋之年，老年病多了起来。我和陈之骅先生一直想去探望张先生，他知道后，特地让他学生宋一夫用微信截屏把信传给我。信中说：“向张诚老师问候(当时，我爱人去世不久，他劝慰我)，欢迎他和陈之骅老师共同在任何时候，到寒舍少坐，并向陈嫂致意。我们长期并肩作战，审查教材，是人生的大事，值得纪念！”
　　由于新冠病毒传播，我们怕过去不安全，如果我们带去感冒之类病毒，反而得不偿失，遂决定疫情过后，到张先生府上拜望老师师母。不料先生突然离世，我和陈先生留下终身遗憾！
　　那是2021年2月中旬，我给张先生打电话，他女儿接听后告诉我，张先生急性心梗住院了。我非常担心先生年事已高扛不住。宋一夫发微信叫我不要急，他说，老师一定会好起来的。27号，宋一夫悲痛地告诉我，张先生走了！我说，先生走了，痛惜！痛惜！随即我和陈之骅先生通电话，我们都十分悲伤。陈先生建议和我联名送花圈，嘱我拟挽联。我们在花圈上写的是：
　　传玺先生千古。
　　挽带上写的是：
　　学贯古今，德昭后世，风范永驻；
　　撰书资教，培育英才，言教长存。
　　一夫告诉我，先生走得很安祥。年逾九十，是老年五福之一。这是先生的福报。
　　我们感到慰藉。
　　愿张传玺先生在天之灵永安！
　　(作者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