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希清
　　从1972年11月我到《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任编辑，到2021年2月张传玺先生仙逝，我与张先生先后相识相处近50年。尤其是2000年9月我搬到蓝旗营小区居住之后，我住5号楼，张先生住4号楼，两楼相邻，经常往来。2020年1月新冠病毒疫情暴发之前，除平常来往之外，每年春节我都到张先生家拜年；之后，改为电话拜年。关于张先生的生平事迹和学术成就，刚才郝平校长做了很好的概括论述。张先生的研究生岳庆平教授撰写的《修身恕人，尊师爱生———缅怀张传玺恩师》和《张传玺先生的学术贡献和主要论著》两篇文章，对张先生做了比较全面的缅怀和评价。今天是张先生仙逝一周年，现仅就张先生是中国古代史教学的典范，讲一下我的感念。由于时间关系，下面准备简单讲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我亲自聆听张传玺先生在课堂上讲授中国古代史。
　　1977年10月，恢复了高考；1978年1月又恢复了研究生招生考试。我于1964年9月，考到北京大学法律系读本科；1970年3月毕业分配，留校在校教改组文科组工作。1972年11月，《北京大学学报》复刊，我又调到《学报》编辑部担任编辑工作。在教改组和《学报》编辑部工作期间，我经常联系历史学系的教改工作和向历史学系的老师约稿，所以和历史学系的很多老师熟悉，其中尤其是与李培浩老师、邓广铭先生、张传玺先生以及从法律系调到历史学系的祝总斌老师、范勖之老师、张国福老师都很熟悉，所以就准备报考邓先生的研究生。
　　我本科学的是法律，没有上过中国古代史的课程。历史学系中国古代史专业1978年不招研究生，正好我在报考研究生之前，有时间在1978年跟历史学系本科生一起上中国古代史的课程。当时张先生负责讲授秦汉魏晋南北朝史，我听了张先生一个多月的讲课，收获非常之大。张先生讲课深入浅出，生动活泼，简明扼要，重点突出，对我打下中国古代史的坚实基础和考取研究生都起了很大作用。当时研究生的考题类型主要是名词解释和问答题。听了张先生的讲课，再加上阅读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和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就可以把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基本上全掌握了。听了张先生还有许大龄等先生的讲课，不但使我顺利地考上了邓广铭先生的硕士研究生，而且对我后来在邓先生指导下研究宋史，也有非常大的帮助。
　　第二件事是，张传玺先生在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讲授中国通史课程以及编写中国通史系列教材。
　　1979年2月，教育部创办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开始办的是理工科专业；1981年底，开始筹建文科专业，要开设中国通史课程。北京大学副教务长张群玉是电大的党委书记兼第一副校长，主持日常工作。于是她就聘请张传玺先生担任中国通史课程的主讲教师。张先生又请北大的李培浩老师和张寄谦老师，共同承担中国通史课程。张先生讲中国古代史的上半段(原始社会——— 魏晋南北朝)，李培浩老师讲中国古代史的下半段(隋唐——— 明清)，张寄谦老师讲中国近代史。当时张先生在北大担任着繁重的教学、科研工作，在电大讲课相当于业余任务。电大中国通史课程任务上马仓促、时间紧迫，经常是一边赶写讲稿，一边录制讲课录音。真是夜以继日，废寝忘食，超负荷运转。直到1982年7月才录制完毕，当年9月即在全国电大开播。1982年5月3日，李培浩老师录制完第36讲的当天，因病情恶化住进了北医三院，检查结果已是癌症晚期。6月6日，他就因癌症不幸逝世，年仅47岁，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张先生录制完成之后，也因劳累过度，大病一场，嗓子失音，几乎说不出话来。1985年，中国通史课程由录音改为录像，张先生继续担任主讲教师。张先生在电大讲授的中国通史课程，对于被那个特殊年代耽误的一代青年，可以说是大旱之后的甘霖，使数以百万计的电大学员终身受益。1988年，张先生与王力、启功、任继愈、袁行霈等先生一起获得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优秀主讲教师奖。
　　在为电大讲授中国通史课程期间，张传玺先生还为电大编写了中国通史的系列教材。
　　(一)最早的教材是《中国通史讲授提要》(古代部分，与李培浩合著)。本《提要》是“为了适应广播教学的特点和需要，为学员听课、自学提供方便”而编写的。“本《提要》按照历史发展顺序、社会性质及历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划分为若干编、章、节。这个体例和广播的讲稿的体例一致。《提要》以章为单元，除包括《提要》本身的内容外，还有复习题和参考书目。……每学时拟就复习题一至三个，以知识性问题为主，也有少量理论性问题，用以帮助学员系统地复习功课，并启发学员思考问题。”(《〈中国通史讲授提要〉说明》)
　　1982年6月，《中国通史讲授提要》(古代部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第一版1982年6月至12月三次印刷，共印45万册；第二版1983年至1985年3月三次印刷，共印29万册。据不完全统计，两版、六次共印74万册。
　　(二)为了配合电大的中国通史课程，张先生又将与杨济安先生共同为北大历史学系本科生编写的《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地图集》做了修改、补充，作为电大的辅助教材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辅助教材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历史地图，正图64幅，附图9幅。自旧石器时代至战国，每个朝代或时代有图一幅；自秦汉至明清，每个朝代有图数幅。地图以疆域、经济、政治形势、农民战争、民族分布及中外交通等六个方面为主，另有几幅重要战役示意图和唐元明清都城图。第二部分为《中国古今地名对照表》，共收古地名5000多个，古地名下均注明今地名。
　　《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地图集》于1982年8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第一版印刷了两次，共印36万册。1984年3月，经过修订，出版了第二版；从1984年3月到1986年4月，第二版印刷了四次，共印83.2万册。据不完全统计，两版、六次共印刷119.2万册。
　　(三)1982年10月，张先生所讲授中国通史课程的《中国通史讲稿》(上)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体例与《中国通史讲授提要》(古代部分)略同，内容更为详实。该书于1982年10月、1983年10月和1984年8月三次印刷，共印48万册。
　　(四)1985年7月，张先生又将《中国通史讲稿》(上)修订为《中国古代史纲》(上)，并担任主编将《中国通史讲稿》(中)修订为《中国古代史纲》(下)，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古代史纲》(下)1985年7月第一版编者为李培浩，1989年6月第二版编者为张仁忠、王朝中、王援朝。本教材以历代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发展变化为基本线索，比较全面系统、简明扼要地概括了社会历史过程和重要史事、人物情况。本教材的体例，按社会性质分“编”，按朝代分“章”，按重要事类分“节”，按个体史事分“目”；“目”下又分“子目”；相连续的较小朝代或文化，合数朝为一章；文化不分节，章下即为目。眉目清晰，阅读方便。本教材力求内容繁简适当，语言准确，观点鲜明，文笔生动。为了保持本教材的科学性，也为了锻炼、提高学生阅读史学著作的能力，培养研究历史的兴趣，因之在各章节中，都适当选引了少量原始资料。为了便于阅读，对个别生僻字注出读音，古地名注出今地名，政区注出治所之今地，帝王纪年注出公元年份。
　　《中国古代史纲》(上)第一版于1985年7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从1985年7月到1988年10月三次印刷，共印71.6万册。第二版于1989年6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从1989年6月到1990年8月三次印刷，共印9.1万册。第三版于1991年6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从1991年6月到1998年5月六次印刷，第一至四次共印5.4万册；第五、第六次印刷版权页无印数，每次至少应为1万册，所以应共为7.4万册。第四版于2004年7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版权页无印数，北大出版社编辑张晗提供印数为9000册。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古代史纲》(上)四版、十三次共印刷为89万册。
　　(五)为了与电大教材《中国古代史纲》相配合，张先生还主编了《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手册》(张传玺、王朝中、王援朝、蒋非非、杨欣编著)。这是一部具有专业性、知识性、工具性的教学参考书。本书包括年表类、目录类、职官类、地理类、学术类等五类参考资料，书后附有《中国历代户口、田亩统计表》和《中国历代度量衡变迁表》，以供学习和进一步研究中国古代史之用。
　　《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手册》于1985年7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1985年7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由河北固安县印刷厂排版，北京联华印刷厂和河北保定科技印刷厂各印刷54万册；1988年5月，第一版第二次又印刷了6.2万册。1989年6月出版修订本，第一次印刷5万册。1995年6月，作为大学本科生教学参考资料，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第二版，第一次印刷5000册。据不完全统计，第一、第二版及修订本，五次共印刷119.7万册。
　　(六)1991年，张先生在《中国古代史纲》(上、下)的基础上改写为《简明中国古代史》(主编：张传玺；编者：张传玺、张仁忠、王朝中、王援朝、张怡青)，于1991年11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古代史纲》上、下两册，共为74万字。《简明中国古代史》仅用40万字，就简明扼要地概述了中国自原始社会至清朝鸦片战争前夕这段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各主要朝代或历史阶段的基本社会状况：主要政治、经济制度，重大历史事件和主要历史人物，民族关系，重要科技、文化成就，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等。该教材史料翔实，观点鲜明，文笔生动。为了阅读方便，全书体例按社会性质分编，编下分章，章下分节，节下又分目或子目。自编至子目，各有标题，一目了然。书中附有历代帝(王)系表42幅，地图50幅，插图135幅，图文并茂。本书适合普通高等院校、师范院校、广播电视大学、理工科大学和成人高校等中国通史课程之用，也适合史学爱好者自修和参考之用。
　　《简明中国古代史》由于分量适当，宜教宜学；内容系统，重点突出；观点新颖，不袭旧说；通俗易懂，可读性强，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所以多次修订再版、多次重印。1991年11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第一版，从1991年11月到1993年7月六次印刷，共印6.4万册。1994年9月出版第二版，从1994年9月到1998年11月八次印刷，版权页无印数，北大出版社编辑张晗提供印数为9.9万册。1999年5月出版第三版，从1999年5月到2006年6月十二次印刷，版权页无印数，北大出版社编辑张晗提供印数为17.8万册。2007年1月出版第四版，从2007年1月到2012年8月十三次印刷，版权页无印数，北大出版社编辑张晗提供印数为9.5万册。2013年1月出版第五版，从2013年1月到2019年8月十次印刷，版权页无印数，北大出版社编辑张晗提供印数为7.5万册。据不完全统计，从1991年11月到2019年8月的二十八年间，《简明中国古代史》已经出版五版、四十九次印刷，共印刷51.1万册。2018年，张先生又对第五版做了一些修订，被列入第一批“北京大学规划教材”出版。这将是第六版，现正在编辑出版过程中。
　　张传玺先生通过录音、录像向数以百万计的全国广播电视大学学员授课，又编写了《中国通史讲授提要》(古代部分)《中国通史讲稿》(上)《中国古代史纲》(上)《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地图集》《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手册》《简明中国古代史》等中国通史系列教材。这些教材又多次修订再版和重印。据不完全统计，《中国通史讲授提要》1982年6月至1985年3月两版、六次共印刷74万册；《中国通史讲稿》(上)1982年10月至1984年8月一版、三次共印刷48万册；《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地图集》1982年8月至1986年4月两版、六次共印刷119.2万册；《中国古代史纲》(上)1985年7月至2004年7月四版、十三次共印刷89万册；《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手册》1985年7月至1995年6月三版、五次共印刷119.7万册；《简明中国古代史》1991年11月至2019年8月五版、四十九次共印刷51.1万册。张先生的高足岳庆平教授说，张先生编写的中国通史系列教材出版印刷“累计200余万册”。其实远不止这些，据我上述的统计，从1982年到2019年近40年间，张先生的中国通史系列教材至少共出版了17版、印刷了82次，印刷总数至少应在501万册以上。仅从授课学员的数量和教材的出版印刷数量来看，大概没有几个中国古代史的教授能够与张先生相比。其教材的质量和受欢迎的程度，也是罕有匹敌的。如《中国古代史纲》(上、下)，1992年荣获国家教委第二届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二等奖；《简明中国古代史》，2016年荣获北京大学优秀教材奖，并被列入第一批“北京大学规划教材”。曾在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一直协助张先生工作的王朝中教授说，张先生满腔热情，倾心投入，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为电大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在电大数以百万计的教师和学员中享有非常崇高的声誉。
　　第三件事，简单讲一下邓广铭先生对张传玺先生的评价。
　　邓广铭先生与张传玺先生在北大历史学系共事40余年，相互关系一直很好。张先生对邓先生非常尊重，邓先生对张先生评价很高。邓先生认为张先生忠厚老实，为人低调，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实事求是，与人为善。在教学上，兢兢业业，教书育人，精雕细刻，反复修改讲稿和教材，他讲课一直非常受欢迎。
　　邓先生认为，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的课程讲得最好的是张先生。1978年，邓先生出任北大历史学系主任，就安排张先生为那个年代历史学系首届本科生主讲中国古代史课程的秦汉魏晋南北朝史部分。邓先生还说，张先生和李培浩老师为讲授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的中国通史课程呕心沥血，作出了突出贡献。邓先生赞扬张先生在学术上刻苦钻研，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和突出的成就。我作为那个年代邓先生的第一届研究生和助手，长期跟随邓先生学习、研究宋史，邓先生则让我多向张先生请教。现在，虽然无法再当面聆听张先生的教诲，但他的精神和业绩永远值得我们纪念和学习。
　　张传玺先生的教学、科研事迹和成就还有很多，但仅仅从上边所说的三件事，也足以证明，张先生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古代史教学的典范”。
　　（此文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张希清教授在张传玺先生纪念座谈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