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海滩头千年睡，日照东岸巨港出”，这是1985年4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鹏视察正在建设的石臼港后所做的题词。正如题词所表达的，石臼港是改革开放催生的一朵奇葩，盛开在鲁南大地上。这朵奇葩的生长，既经历了一波三折的港址选择过程，又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港口建设历程。
　　1982年2月，石臼港主体工程正式开工。在既无大中城市依托，又无老港依靠的艰难条件下，来自全国各地的港口建设者们，迎难而上、精诚合作、无私奉献。他们留下的故事，如同海边的朝日，一直普照着这座港口……
　　1982年春天，在北京，明亮的灯光在交通部的招待所里彻夜不熄，几十名港口工程师围绕石臼港沉箱预制、储运和下水问题，分析比较着种种设计方案。如何找到一个实施效果最好，又不拖延工期，耗资亦不巨大的方案呢？
　　一个大胆的设想萌生了：先在岸上浇筑沉箱，然后把沉箱牵引到浮船坞上进而拖到海里，贮存在平坦的海底，待安装时，再将沉箱浮起并拖运到基床上沉水就位。
　　这个设想如果成功，将成为国内外首创。为了实现这个方案，在航务二处技术科几间简陋的平房里，工程技术人员翻阅了上百本资料，画了上千张草图，计算了上万个数据……100多个日日夜夜过去了，终于，一个预制、牵引、拖运沉箱出坞下水的完整施工方案形成了！
　　1982年12月29日上午，沉箱终于要下水了。交通部部长亲自督阵，日本客人兴致勃勃地在旁观光。下水的命令一发 出，两根钢绳即随着绞车的启动缓缓拉直，山峰似的千吨沉箱平稳地通过钢辊、钢轨，分厘不差地走上了浮坞。
　　为了这一天的到来，科技人员们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航务四处主任工程师顾国良是上海人，1983年春节前夕，他正在突击编制石臼港咽喉工程翻车机房的施工方案。已年逾七旬、常年患病的老母亲多次来信，央求他回家团聚。但顾国良重任在肩，实在无法离开工地。于是，他给母亲寄去了一盘录音带。这盘装满了顾国良对母亲的思念、歉疚和祝福的录音带，代替他陪伴着母亲度过了这一年的除夕之夜。
　　周学诚是一名起重工。这个职业，需要耳聪目明、眼疾手快。可是，在建设湛江港时，周学诚曾被一块铁屑夺去了右眼。眼球摘除后，听力也随之衰退了。
　　建设石臼港时，周学诚凭着一只左眼，带领着一班青年起重工，担负了全部的海上工程安装任务。千吨圆柱形沉箱，被他们驾驶着在大海里灵活地沉降、起浮、飘移、就位。长84米、重450吨的巨大钢桥，也被准确无误地架在桥墩之上。
　　1983年夏季的一个夜晚，海里浪高流急。当固定沉箱的 钢缆刚系好，正准备将沉箱放水落位时，突然，一股巨大的回流冲击而来，猛地拧断了沉箱上一条钢缆。失去平衡的沉箱在急流与旋涡中剧烈抖动、弹跳，站在沉箱顶上的十几名工人大惊失色、不知所措。
　　“沉着！”周学诚大喊一声，用左眼迅速“扫描”了一下整个场景，又用戴着助听器的耳朵仔细倾听海面风浪的响动，当机立断地大声发出指令：“放缆！”然后，他拼力扳动放水闸，迫使沉箱放水落位，从而挽救了沉箱上的十几个工人，避免了箱毁人亡的重大事故的发生。
　　58岁的刘济舟是建港指挥部总指挥、交通部基建局局长，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他不顾自己年近花甲，从北京卷起铺盖就风尘仆仆地来到石臼港建设工地。
　　石臼港是耳型开敞式码头，外海没有人工防护堤和天然屏障。夏秋之际，海洋里只要刮起东南风，船舶就会在波峰之间上下起伏，根本无法精确作业。因此，海上的最佳作业时间只有120天。
　　作为总指挥，最重要的是抓工程质量和保证工期，而水工工程是关系整个工期的关键。为了抓好这个主要矛盾，刘济舟常常身穿工作服，头戴防护帽，到施工第一线现场指挥。炸礁队在海上爆破时正是夏季，常常因风浪大而卡钻杆、打偏位，他登上船舶和职工一起抱钻杆，指导职工抢时机争主动。他也常爬到起重船几十米的起重臂上伸手揽风，探索下海作业经验。患有关节炎的他，经常因为登高下水而两腿僵直。
　　建港指挥部副指挥蒋茂林，在石臼港建设期间已是白发苍苍，他承担着组织地方配合主力军施工的重任。起初，不少群众对建港的重要性并不理解，也曾为征地搬迁犹豫过。蒋茂林来到石臼后，走访搬迁单位，动员人民群众，很快征完了4100多亩地、1000多亩海带田和捕鱼行地。22个单位的4万多平方米的建筑、数百万吨的物资，仅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拆迁一净。紧接着，蒋茂林又会同日照县领导一道攀丝山、下渔船，组织群众“放下锄头当石匠，放下渔网上工地”。一时间，日照大地上车轮滚滚，海上千船竞发。日照人民就像战争年代支前一样，用肩扛、人抬，或是用小推车、地排车、拖拉机一起上，源源不断地将砂子、砖瓦、石块运往建港工地。
　　建成后的石臼港，作为国家能源运输大格局中的一颗重要棋子，正式嵌入共和国版图，成为黄海岸边一颗璀璨的明珠。许多石臼港的建设者都已经离开了日照，但是“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勤俭建港”的精神，早已融进日照港人的血脉，传承至今，成为加快建设世界一流海洋港口新征程中的一座灯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