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金贵
　　（接上期 2024.11.2《日照日报》A2）
　　忠国爱民，勇于任事，主张为官清廉务实，崇尚事功
　　焦竑来自基层军籍，深知民间疾苦。居京仕宦近10年，身处高层，以道德经术标表海内，做官勤勉，清廉自守，虽被诬出京，但其胸怀天下、顾全大局的事迹为后人景仰。
　　（一）坚持重大原则问题不妥协，定国本、剪弊政，关心国计民生。
　　焦竑师从耿定向，耳濡目染，养成了关心社稷、敢于直言的政治风格。他屡次给万历帝上疏，指摘时政利弊，劝谏皇帝，表现出巨大的政治勇气。耿定向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是非分明，他人生中最重要的阶段就是大力支持张居正改革。焦竑衣钵相承，在重大问题上坚持原则，敢于发声。入翰林院时，正是万历帝因“国本之争”而与朝臣斗法的时候。焦竑旗帜鲜明地站在了维护道统、关心国家长治久安的立场。他在给万历帝上呈的《恭请元子出阁讲学疏》中阐明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臣闻古帝王之于太子也，皆以早谕教为急。顷大小臣寮，累请建储，定国家根本之计，系宇内之心，章无虑百上，皇上抑而未允，无非以朝廷巨典，务存慎重，非有他也。顾元子龙德尚韬，麟姿日茂，出阁讲学，今适其时。”意思是说，古代帝王无不以及早教育太子为急务，朝廷大小官员屡次上疏建议册立太子，稳定国家根本，维系天下人心，这样的奏章上呈不下百多次了，但皇上您至今不肯册立，无非以为册立太子是国家大事，务必谨慎，并没有其他的意思。皇长子正是涵养道德，茁壮成长的年龄，现在出阁讲学是最适合的时候了。
　　明万历朝的“国本之争”由来已久。究其原因，万历帝是个专情之人，一生只爱郑贵妃，而皇长子朱常洛生母王氏并不获宠。在郑贵妃“枕边风”的加持下，“耙耳朵”的万历帝在皇长子朱常洛和郑贵妃儿子朱常洵之中立储问题上犹豫不决，导致了朝廷的集体动荡。迫于形势，万历帝口头表示及早册立太子，但一拖再拖。就在此时，焦竑上奏章建议皇长子先出阁讲学，意图在声势上造成既定事实，为册立太子打下基础。他说：“礼：庶人之子八岁就外傅。或谓未册立而出讲，于礼不应。臣请有以晓之。夫储贰贵早定又贵豫养。皇上尝论‘立子以长，祖宗家法，朕敢不遵’。是册立虽迟，圣心自定，独豫养之道当及时修举，不可缓耳。”意思是说，按照礼记要求：平民的孩子八岁就要外出接受教育。有人可能说皇长子还没册立太子就开始出阁讲学，与礼不符。臣我有话要说，凡储君贵在早定，又贵在早教育。皇上您曾经说过，以长子册立太子是祖宗的家法，朕哪里敢不遵从呢。所以说，册立的事可以迟，需要皇上您自己独断决定，唯独出阁接受教育的事，不可再延缓啦！在群臣的谏诤下，13岁的皇长子朱常洛终于出阁讲学。万历二十九年才被册立为太子，距出阁讲学已6年。
　　万历帝后期怠于朝政，例行的早朝不开了，群臣所上奏章留中不发。针对这一现象，焦竑忧虑万分，他在《因旱修省陈言时政疏》中提出间接批评：“语曰：‘君门远于万里。’臣尝以为妄，乃今知之。盖百里虽远，行一日，无不至也；千里虽远，行十日，无不至也。乃人臣累百日，而不得阶咫尺奉清光，则君门万里，殆非虚语！陛下高拱法宫，喜怒恣意，鞭笞鲜节，而股肱大臣不与之朝夕握手，讨论时务，欲以风厉诸司，翦除敝习，此郤行而求及前人也。”焦竑用论语中“君门远于万里”来暗喻大臣们面见皇上之难，并直言朝臣已经一百多天没与皇上讨论国政啦。他劝谏皇上“必以身始，勤政事，亲股肱，平好恶，择大吏，然后守令得人，民生鬯遂。”
　　明朝后期，社会动荡，民心不稳，内有流民暴动，外有女真紧逼。焦竑忧国忧民，清醒地认识到问题的根源在于上层的弊政。万历帝是个不折不扣的敛财奴，他对于皇宫开支非常关注，为了增加内廷收入，他直接委派矿监、税监到全国搜刮财富。不堪凌辱的矿民、下层工商业者纷纷聚众闹事。此事引起朝廷官员的不满。焦竑因之上疏《国计议》，针对当时严峻的社会现实，呼吁皇帝反对铺张浪费：“夫内有供需，外有禄廪，远有日肆而不肯抑之骄虏，近有日益而不可已之宗藩，固也，顾游赏、燕乐、贵戚、近幸，无名之予，不经之费，独不可减乎？工匠、厨库、旗校、勇力，名存实亡，虚糜廪饩，独不可核乎？曩金陵、苏、杭间有织造，今靡岁不供，而又益以泽潞之机杼，不可辍其役乎？岁赉羌胡，如奉娇子，督抚诸臣犹请增给，日引月长，亏国计，启戎心，不可示以节乎？”焦竑对女真的骄纵、内廷的腐化、织造之弊、羌胡贪婪的认识，反映出他深刻洞达社会弊端的政治清醒，是一位封建士大夫心系社稷安危的先知先觉和责任担当。忠言逆耳利于行，但万历帝却依然我行我素。陕西流民暴动和东北女真势力的快速崛起，为明朝的败亡敲响了丧钟，仅仅不到50年，闯王李自成兵临北京城下，万历帝的孙子朱由检崇祯帝煤山自杀，旋即满清败李闯王而坐上了朱明的龙椅，清朝建立，江山易姓，改朝换代了。历史的大潮浩浩汤汤，后人评价明代的灭亡肇于万历朝实不为过。
　　（二）坚持春秋笔法，敢于对历史认真负责，为后世编修真实明代史料。
　　明代翰林院重要职守是史官，焦竑因之被称为焦太史。万历二十二年，内阁呈请修“国史”，即“当代明史”，得到万历帝批准。总裁为内阁大学士、首辅王锡爵，沈一贯、陈玉陛等任副总裁，统领修史事，并设立史局。詹事府詹事、礼部尚书陈玉陛非常赏识焦竑的才华和史识，推荐他专领史局事，但焦竑自觉资历浅、官位低，只同意担任具体工作的纂修。焦竑有志于史学，同时也有自己的见解，因此他提出了《论史》《修史条陈四事议》两项建议。
　　在《论史》中，焦竑慨叹“秉笔直书”的困难，他说：“法春秋者曰：必须直辞。宗尚书者曰：益多隐恶。甚者孙盛实录，取嫉权门，王昭直书，见仇贵族。致使搁笔含豪，孤疑相仗。刘知己谓之‘白首可期，汗青无日’。”为此，他在《修史条陈四事议》中提出几条建议，对修史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说明。“国朝实录代修，如建文、景泰二朝，少者垂四年，多者七八年，向无专纪。”意思是说，明朝以实录代替修史，但建文、景泰两个朝代，少的四年，多的七八年，都没有专门的记录。焦竑认为这次修史应该补充进去。“窃闻旧例，大臣三品以上乃得立传。夫史以褒贬人伦，岂论显晦。若如所闻，高门虽跖、蹻亦书，寒族虽夷、䲡并诎，何以阐明公道，昭示来兹，谓当贵贱并列，不必以位为断。”意思是说，过去对于立传人员的取舍，只给三品以上大臣立传。焦竑建议打破身份，只要有利于扬善抑恶，不论地位高低都可立传。除以上两条，他还对修史职官设置、史料搜集等工作提出具体可行建议。
　　焦竑对修史工作极为重视。他在教授皇长子的同时，对所负责修史职责兢兢业业。“殚日夜之力，取累朝训录及海内碑铭、志状、表传之属尽录之，下及齐谐小说，靡不诠择”。修史工作尽管开始顺利，但当时的政局派系纷争，矛盾重重。内阁大学士、次辅张位，因修史建议不是他发起，总裁又没有他，因此对此嫉妒怀恨，暗中作梗。万历二十四年，陈玉陛病逝任上，首辅王锡爵致仕，史局失去主心骨；二十五年，皇宫失火，殃及史局，资料大部被焚。张位趁此上疏，关闭史局，停止修史。三年修史无果而终。但所幸的是，焦竑负责搜集的史料，留存了副本。致仕后，他编辑出版了《国朝献征录》《国史经籍志》两书，成为后人研究明朝历史极其宝贵的文献资料。
　　《国朝献征录》凡120卷，汇录明朝自洪武至嘉靖二百年间的历史人物的资料，从阁僚大臣到郡县小吏，以及孝子、义士、儒林、艺苑、隐佚、释道、胜国群雄、四夷等具代表性者，包括传记、墓志铭、行状、神道碑等，文章皆事主同时代人所写，是难得的明朝第一手文献，是焦竑史学著作中最有价值的一部作品。《国史经籍志》6卷、附录1卷，是一部目录学著作，是根据焦竑准备编辑《明史艺文志》的资料编纂而成，内容首列“制书”，而后分经、史、子、集四部，每部又分若干小类，每类评述该类图书的学术渊源或内容，所载录的图书，皆为有明一代的著作；附录则是驳正汉、隋、唐、宋及其他文献中“艺文志”的失误。（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