蔺洪生
　　（接上期）
　　项橐的从神童到神祇的形象之所以能丰满，还在于神话色彩的衬托和道教文化的“塑造”。如北周《无上秘要》中有：“大项，项橐者。”王隐《晋书·苏韶传》也说“鬼之圣者，今项梁成。”唐末，吴筠写诗《太项橐》，宋人刘克庄亦曰：“老聃与项槖，圣岂有常师。”明代甚至作为“先圣大王”享有祠祭，至今多地有其庙宇。如专家说：“项橐作为神祇，同时以两种形象活动在历史中，一种济世普度，是人们生活中举头三尺的民俗神明，而另一种则被塑之金身，崇之高位，是仅有道门才会崇拜的专门信仰。但最终，两种形象殊途同归，共同完成了对项橐神明形象的塑造，以及两汉以来对项橐信仰的传承。”（《从孔子之师到神祇鬼圣》）
　　项橐传说的佐证作用民间传说作为口头叙事文学，虽不是真实人物传记和历史事件记录，但其中包含的真实历史的某些因素，使之成为艺术化的历史或者历史化的艺术，这也正是项橐传说的特征之一。例如，相传春秋时期，莒国纪障袁家庄一项姓人家，妻子怀孕这年四月初八，到附近的幽尔崮采药时生下项橐，婴孩的脐带刀剁铲割都未截开，采用茅草竟然一劙两断。后来，项橐十岁（一说十二岁）被吴国人杀害，也是用茅草才能割死。据此，有的专家把日照幽尔崮特有的半边红叶茅草，视为确定项橐出生地的一个佐证。
　　传说是把广泛的社会生活内容通过艺术概括，依托在某一历史人物、事件或自然物之上，以达到历史因素、历史方式与文学创作的有机融合。项橐的历史形象之所以伴随“三难孔子”“折柳击鹰”“沉浮之说”，以及“圣公捉妖”“圣公乞雨”“圣公讨签”“项橐托梦”“项橐显灵”“项母避难”“凤凰楼子”“神泉水香”“金鸡报晓”等民间传说，并富有神话色彩和较大影响力，同样与圣公山一带自然、地理及社会生活分不开。据考，圣公庙原在圣公山顶，后来迁至山前，东西三个院落和土地庙相似，中院大殿供奉项橐和其母，旁院供奉火神、牛马神等，并有起源于唐代的庙会，每年寒食前一天至清明后一天举办，遇有灾害就向“圣公老爷”祈福且往往灵验，如明正统年间侍郎邵晏“祷蝗而立应”；清康熙时安东卫守备赵双璧求雨而得“甘霖三日”；同治年间赣榆知县万耐成派人求雨“立得”。当时降雨后要请人唱戏，有“神仙都放三天工”之说。除日照外，其他诸地也有项橐庙宇，将项橐当作求雨祈福的“土地神”。明人黄瑜《双槐岁钞》记：“正统改元之春，郡国多蝗……乃如父老言，帅郡县吏斋沐祷于祠下。旬月间，蝗果殄息，乃勒石以彰神功。神姓项氏名橐，周末鲁人，年八岁，孔子见而奇之。十岁而亡，时人尸而祝之，号‘小儿神’。”这些传说虽然虚幻，却以生活中实有的人物为中心，并突出其有益于众生的一面，因而被记而传之，使项橐形象生动丰满。
　　东汉王充《论衡》中曰：“云项讬（橐）七岁，是必十岁，云教孔子，是必孔子问之。”明人厉芳《小儿庙记》也说：“照邑之西南有小儿山。山僧传说，皆以为小儿难孔子处。山下之田夫野老，亦莫不以为小儿难孔子处。”清王相《三字经训诂》亦注：“项橐，鲁之圣童也，七岁而为孔子师。”项橐“三难孔子”“七岁而为孔子师”的传说，之所以较之其他传说流传最广，最为世人津津乐道，应与发现于敦煌遗书中的《孔子项讬（橐）相问书》密切关联。根据传说写于隋唐时的《孔子项讬（橐）相问书》，与此前文献相关记述只言片语不同，不仅抄本甚多，而且叙述完整连贯，融入大量想象。全文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孔子与项橐诘辨，大意是孔子东游，路遇小儿拥土筑城，在内而坐，夫子车至语曰：“何不避车？”小儿答曰：“昔闻圣人有言：上知天文，下知地里（理），中知人情，从昔至今，只闻车避城，岂闻城避车？”夫子无言而对，遂乃车避城下道。孔子又问：“何山无石？何水无鱼？何门无锁？何车无轮？何牛无犊？何马无驹？何刀无环？何火无烟？何雄无雌？何树无枝？何城无宫？何人无字？”项橐答道：“土山无石，井水无鱼，空门无锁，辇车无轮，泥牛无犊，木马无驹，斫刀无环，萤火无烟，仙人无妻，玉女无夫，冬日不足，夏日有余，孤雄无雌，枯树无枝，空城无宫，小孩无字。”如此一问一答，从天文地理到自然万物四十多个问题，项橐一一对答如流，孔子遂叹“善哉！善哉！方知后生实可畏也。”第二部分则以五十六句七言韵文，如“夫子拔刀撩乱斫，其人两两不相伤”，“夫子当时甚惶怕，州悬（县）分明置庙堂”等，描述项橐被孔子杀害过程，使得孔子形象陡然丑化。对此，学者分析，《孔子项讬（橐）相问书》不单是一篇寓言式传说，而是吸收前代民间故事特点与无主传说的内核而形成的，“文中的叙述看似是无稽之谈的怪说，但联系其岀现的时代，便可以将其看成是六朝以来激烈的思想流派冲突的表现，尤其是社会经济崩溃、政治腐败的晚唐，佛道二教盛行，成为蛊害社会的特殊势力。儒术不尊，孔子形象轰塌，由圣入魔，被塑造成一个残忍刁钻的小人。这些既是被强加于孔子和项讬二人身上的神话色彩，通过神话的塑造以实现创作者的目的，也是项橐难孔子这一古老传说的时代化。”（刘佳林《敦煌本〈孔子项讬相问书〉的神话色彩与历史考辨》）也有人说，《孔子项讬（橐）相问书》之七言韵文属于捏造，意在贬损儒家。笔者觉得，项橐传说与其他传说一样，既与风土人情结合，又与历史现实相联，真实情景和奇情异事掺杂一起，加之思想流派碰撞，虽不免褒贬不一，内容夸张离奇，却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项橐其人有迹可寻，并不全是虚构。
　　还有一些项橐传说，情节与古籍记述大同小异，甚至如出一辙，可视为古籍记述的民间化。圣公山上的“两小儿辩日石”，就源于战国时期《列子·汤问·两小儿辩日》，该文以极具性格化的语言，记述两个孩子争辩太阳远近，而孔子不能决断，既说明知识无穷、学无止境，也赞扬了古人敢于质疑的勇气和孔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的谦逊精神。这作为中国寓言史上的精品，在民间被移花接木为项橐故事，使项橐形象更显神奇而清晰可见。
　　总之，项橐文化年代久远，在历史上的真实形象虽显单薄，但从《史记》《战国策》等古籍记述，到汉画像石上有关榜题都可视为存在依据，其不论称之“圣公”还是谓之“神童”，都是民众赋以的尊崇。在弘扬传统文化的今天，对项橐其人其事进行研究，对有关建筑加以保护，具有重要的文史、旅游意义。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