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媒体记者 沈凤国

编者按
　　作为研究苏轼的学者，王文正出版了苏东坡传记著作《不合时宜——— 东坡人文地图》、有关苏东坡与杭州的著作《前生我已到杭州》以及将要出版的《东坡语文》。
　　他自谦为苏轼的“粉丝”，他对苏轼不只是研究，而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召唤，一颗心灵对另一颗心灵的追寻”。苏轼对于他而言不是客体，而是生命的连结。2009年，王文正骑着自行车从杭州到密州开始了第一次的“东坡文化之旅”，从此他开始真正走入苏轼的世界。
　　他另辟蹊径，注重苏轼和地方的关系，将苏轼的生平与其所经历的地方紧密联系在一起，原浙江大学校长潘云鹤（现中国工程院院士）读过《不合时宜——— 东坡人文地图》一书后，评价“你比大多数搞文学研究的人，都更早地注意到了作家与地理的关系”。
　　为什么取名“不合时宜”？到底应该如何解读苏轼？王文正认为所谓“不合时宜”，就是深情守望，寻求远方，不放弃精神的方向，在众声喧嚣之际以沉默对抗庸常。
　　请读者同我一起走进王文正的苏轼世界。

人物简介
　　王文正，1972年生于山东五莲，生活于杭州。独立作家，记者。天都书院院长，杭州苏东坡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长期致力于江南文化和浙商研究。2015年出版的苏东坡传记著作《不合时宜——— 东坡人文地图》一书，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买断音频版权，并连续播出81集。有关苏东坡与杭州的著作《前生我已到杭州》被列为“杭州市优秀传统文化丛书”。另有《大商人——— 人文浙商的10张面孔》《笑傲商海》《大商入海》等作品，参与撰写《杭州简史》。2024年1月即将出版有关苏东坡研究的第三本著作《东坡语文》。
　　记者：近几年，全国不同地方都悄然兴起了“苏轼热”，热爱苏轼和研究苏轼的群体都较前些年有了很大发展，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目前全国的苏轼研究是何状态？
　　王文正：这几年的“苏轼热”，可能有几个原因：一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倡“文化自信”，传统文化与国学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民间，都受到了重视，一些主流媒体搞的诗词大会之类，也在大众层面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二是苏轼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典型的知识分子，代表了传统文化的高峰。苏轼是一个全才型的士大夫，在文化方面，他在诗词歌赋书画等方面都有杰出建树，甚至代表了一个时代的高峰；同时他仕途坎坷，在熙宁变法期间与王安石的斗争，代表了当时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意见，在舆论上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乌台诗案成为历史上一次著名的文字狱，他同时又是元祐党人的重要代表人物，对当时的政治格局具有重要的影响力；此外苏轼并不高高在上，他贴近生活贴近民众，在生活方面有着许多创造性的东西，诸如美食、酿酒、品茗、赏花等，都影响了身后中国人的生活趣味。苏轼这种本身的丰富性，是“苏轼热”的内因。当然，“苏轼热”也有一定的文化基础：苏轼身后，历代文人对他崇拜有加，他们以各种方式向苏轼致敬，把苏轼写入书中，编进戏曲中，甚至形成了在每年苏轼生日那天，举行纪念苏轼的“寿苏会”。
　　“苏轼热”总体来说，对于促进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对艺术审美的提高，对人生意义的思考都有正向作用。当然，如今的“苏轼热”也有“隐忧”：那就是它有大众流行文化的趋势和倾向，一些博主片面地解读苏轼，将他“鸡汤化”，只强调他洒脱乐观和多才多艺的一面，却无视他为民请命、“对权力说不”的人格精神，很多人津津乐道苏轼的才华，却不敢或不愿提及（更不用说践行）他的人格精神，是有失偏颇甚至有害的。
　　苏轼研究方面，代不乏人，一直有传承。学院派中有王水照、曾枣庄、孔凡礼等杰出学者，近些年张志烈主编的《苏轼全集校注》，王水照的弟子朱刚的《苏轼十讲》都是很不错的成果。在纯粹的学术研究之外，一些苏轼的“超级粉丝”如台湾李一冰先生的《苏东坡新传》、李常生先生的《苏轼行迹考》都有可圈可点之处。
　　记者：您是如何走上苏轼研究这条路的？和您的故乡马耳山有何内在关联？
　　王文正：我于苏轼，不敢说是“研究”，只能算是一个“粉丝”向他的致敬吧，我曾说过我于苏轼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召唤，一颗心灵对另一颗心灵的追寻”。苏轼不是我拿来研究的“对象”，他于我不是客体，而是生命的连结。这种生命的连结，确实起始于故乡马耳山后的那个小村庄，与父亲有关，与那个生我养我的小屋有关，与发源于马耳山的涓河有关，与五莲山（九仙山）上苏轼“奇秀不减雁荡”的题词有关（详见《不合时宜》书中后记与《东坡语文》书中前言）。苏轼是在我很年轻的时候就在我的心里种下了种子，但是直到到了杭州后很多年才算成长起来。
　　有些事情其实是自己不曾注意到的。七八岁时父亲在自行车上对我进行了一次苏轼与文学的“启蒙”，三十年后的2009年我骑着自行车从杭州到密州开始了第一次的“东坡文化之旅”，从此开始真正走入苏轼的世界。自行车成为一个其中的连结，这一点我此前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而是日照评论家协会孙明霞秘书长发现了这一点，还是很有点意思的。
　　记者：您倾心五年，沿着东坡足迹，行程数万里，拿出了《不合时宜——— 东坡人文地图》这本书，我看到豆瓣评分8.2。您将研究苏轼的专著取名“不合时宜”，用此四字统领整书的基调，观照整书的主旨。为何选择用这四个字而不是苏轼别的许多经典语句？
　　王文正：感谢您提出这么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这其中可以说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我的父亲，他的一生完全可以用“不合时宜”来总结。父亲虽然一生生活在农村，却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文人，他作为个体有浓厚的浪漫主义，对社会有一种理想主义，为人处世又是道德主义。这样的人，在改革开放后经济大潮的冲击中是“不合时宜”的，也是很难生存的，他有才华，却让家里十分拮据，也让家人特别是我母亲在经济上、生活上吃了不少苦，这都是他“不合时宜”的性格造成的。年轻时我曾为此与父亲发生过冲突，但日后随着年岁增长，对他有了一些理解。《不合时宜》这本书的初稿，是非常散文化的、不守规矩的写作，有好几个段落写了我父亲的一些诗词，但在后期觉得它太不像“一本书”，后来就把那些段落都删掉了。“不合时宜”这个书名，我父亲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第二个，是我对苏东坡的爱妾王朝云的偏爱。这本书中，其中有一篇《惟有朝云能识我》，其实是整本书写得最早的一篇。这一篇写于2009年10月中旬的一个下午，是我“东坡文化之旅”结束，回到杭州不久写的。当时看了一些资料，朝云的一些事情感动了我，似乎来了灵感，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写了这篇，当然那其中也有我本人的一些感情的抒发。王朝云对苏轼的评价“学士一肚子不合时宜”，我认为是对苏轼性格最为中肯的评价。包括现在，许多人都多注意苏轼的才华，苏轼的乐观，但却常常忽视他的“不合时宜”。是因为他的“不合时宜”，才造成他人生的大起大落，因为有这种大起大落，才有了他充沛的生命的势能，如同瀑布从高处落下，才会产生生命诸多的壮丽和色彩。
　　在我看来，所谓不合时宜，就是在一个薄情的时代里深情地守望，在一个苟且的世界里寻求着远方，在物欲横流之时不放弃精神的方向，在众声喧嚣之际以沉默对抗庸常。从古到今，这种“不合时宜”的人都是少数。
　　第三个原因，就是作为书名，又要概括苏轼一生，又要与苏轼本人有关的语句，其实也并不多。可能“一蓑烟雨任平生”是最适合的一句，也是最广为人知的一句，但这个句子用得太多了，几乎烂大街了，我抛弃了这个选项。当然从市场的角度来说，这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但我比较偏爱。封底用了邓石如的一方印章“一肚皮不合时宜”，也是我选出来的。
　　记者：从古代行政区域划分上看，日照市五莲县属于古密州，苏轼的具体生命行踪和文化行踪都为古密州留下了重要的文化遗产。更重要的是，密州对苏轼文化轨迹的发展演变影响很大，甚至是他的文学艺术风格的重要转折点。但是，从目前看到的大多数苏轼传记来看，对苏轼密州两年记述的篇幅都十分有限。您如何看待这个现象？
　　王文正：这的确是一个问题，我在写《不合时宜》这本书时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我能给出的解释，只能是以前的学者不太注重作家与地方的关系吧，我可能是比较早（不敢说最早）的把一个传主的生平与他所经历的地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但在书的副标题中这么说明，而且是以地方表示每一章，贯穿其一生。记得2015年6月本书刚出版时，由于一个机缘，我拿给老校长———原浙江大学校长潘云鹤（现中国工程院院士）看时，他有一句评价，说你比大多数搞文学研究的人，都更早地注意到了作家与地理的关系。
　　密州之于苏轼，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站。仕途上来说，这是他第一次任一把手知州的地方；从政绩上来说，他在密州领导抗蝗抗旱，也是他真正意义上为民请命、报效国家的开始；从文学上来说，他在密州开创了词史的两大流派之一的豪放派，他在密州写的《雪夜书北台壁二首》形成了诗史上有名的“尖叉诗韵”；思想发展来说，在密州，他的“超然”思想趋于成熟。可以说，没有密州的苏轼，就没有黄州的苏轼。或者说，没有苏轼的密州，就没有苏轼的黄州。此前学者多注重黄州的苏轼，却忽略苏轼的密州，其实是很不公平的。因此我在《不合时宜》密州一章中，有意识地强调了苏轼对密州文化的贡献。
　　记者：密州和杭州，是“东坡人文地图”中的重要转折点。您出生于古密州，生活于杭州，恰好暗合了苏轼的人文地图轨迹的一部分，这对您、尤其是对您研究苏轼有何影响？
　　王文正：对“研究”的影响我不敢说，但至少有一点，对“生活”的影响是时时刻刻的。大学之前都在故乡密州，家就在马耳山后，抬头就可“前瞻马耳九仙山”，这是苏轼的诗句。从小喜欢游山玩水，1988年“五一”第一次到五莲山游玩，看到“奇秀不减雁荡”的题刻，就心生有朝一日去雁荡山看看的愿望，到1998年“五一”真的去了雁荡山。人生真是很奇妙的事情，所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大概率是真的。因为从小向往江南，喜欢诗词中的杭州，终于也是生活在了杭州。杭州是苏轼唯一两次为官的地方，这里的城市与山水都承载着关于他的记忆，走在杭州的大街小巷，山间水际，总是会与苏轼相遇。而杭州周边的江南一带，湖州苏州常州镇江扬州，都是苏轼多次来回经过的地方，现在开车数小时就可到达。如果“研究”不只是局限于书本，而包含对他人生的体味的话，那生活在苏轼曾经工作生活的地方，那无疑是很有帮助的。
　　记者：从“时间单元”上看，苏轼和我们处于同一个“时间单元”。他是入选法国《世界报》的“千年英雄”。现在，你的家乡日照正在发掘、整理和研究这个“千年英雄”的文化，将苏轼这个巨大的文化品牌融合到文旅事业中去，请您提一下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王文正：在中国现有的体制下，一个地方的发展，官员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对于苏轼，我们首先要还原他的一个身份，就是官员。我们所接触到的中国古代的儒家知识分子，绝大多数，他们的第一身份是官员，而不是文人，第一要务是做官从政，而不是诗词创作，只有少数作家没有做官，也只是因为科举失败，没有办法而已，这一点其实是被很多当代人给忽略了。那么像苏轼这些士大夫做官的目的是什么？是升官发财吗？当然不是。这些优秀的士大夫的做官的目的，无非是实现儒家理想，是致君尧舜，是济世救民。再简单一点来说，是为老百姓做好事，做实事，做了这些，也就等于报效了国家。因此，“东坡热”中，首先应该向苏东坡学习的，是官员，即学习他为百姓着想，为百姓谋福利，为百姓做实事的精神。一个地方有了更多苏轼这样敢于担当、敢于做事的官员，有更多这样的官员，这个地方就会有了发展的希望，文旅事业也一定会发展起来。
　　苏轼在密州为官三年，留下了很多的文化遗产。五莲及今天日照的很大一部分，也都属于宋时密州的辖区。但是如今这一块地区，与密州州治所在地诸城在行政辖区上分开后，五莲及日照在“密州东坡”这一块有点“吃亏”，也就是说，苏轼在五莲及日照留下的文化资源略显单薄。但是，五莲日照又有着诸城所缺乏的资源，那就是山水资源。特别是五莲山九仙山，秀美天下，在整个齐鲁大地是屈指可数的，在今天人们日益渴望回归自然山水的背景下，这样的资源既得天独厚，又十分稀缺。而五莲这两山到日照海滨也仅有一个小时的车程，山海连接，又有苏轼的文化资源，这又是诸城所不能具有的。我认为要发展五莲、日照的文旅事业，首先要紧紧地聚焦五莲山、九仙山以及日照海滨这独特的自然资源，实行山海联动；其次应该打开眼界，打破行政地域界限，与诸城联动，将那些因慕东坡之名去诸城游览的人们，引到五莲山九仙山马耳山，甚至日照海滨；还可以与富庶的温州雁荡山结对，共同举办一些活动，互相引流；把长三角的客人吸引过来，特别是在京沪二线高铁开通后，这一点尤为重要。发展文旅事业，一定是要赚外地人的钱，仅靠“内循环”是远远不够的。
　　记者：丁家楼子村有独特的自然和人文优势，这个优势除了苏轼题写摩崖石刻“白鹤楼”，还有丁惟宁。苏轼与丁惟宁之间是否有内在的隐性的精神血缘关系？
　　王文正：很抱歉，我对丁惟宁涉猎不多，这个问题不敢乱说。
　　记者：出于实证，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金瓶梅》作者极有可能就是丁惟宁。针对当代学界的这个论述，请谈一下您的体会。
　　王文正：《金瓶梅》是明代小说的高峰，具有极高的文学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今天看来，把《金瓶梅》视为淫书并加以禁止，甚至不能谈论，是过分了的。把这样一个文学艺术的宝藏人为地埋葬，没有必要。
　　把丁惟宁视为《金瓶梅》的作者，如果从学术角度来说，证据并不够全面，但是相比其他作者的说法，“丁惟宁说”却更具竞争力，这首先是因为丁耀亢有《续金瓶梅》，这个学界没有争议，另一点是其中有大量的方言，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使用。稍具创作经验的人都知道，如果不是长期生活在某一地区，是很难熟练地运用当地方言的。《金瓶梅》作者的“丁惟宁说”，固然证据还不够丰富，但要推翻他同样困难。这一点，对五莲十分有利。今天各地对文化资源的争夺十分激烈，五莲、日照不应该轻易放弃。如果“丁惟宁说”在学界取得一定程度上的认可，就可以做很大的文章。这样，中国古代小说，短篇有《聊斋志异》，长篇有《金瓶梅》，两大高峰都在山东，对整个山东的文学资源都是十分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