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树金

我的父亲母亲
　　一九四六年早春的一天下午，涛雒北门外，二十三岁的母亲腰系罗裙、身披云肩、头戴花冠、坐着大红花轿，带着娘家陪送的“四小件”(两大一小三个厢子，一张三屉桌，一对捧盒，一对方杌子)嫁妆，在吹吹打打的喜庆鼓乐声中，嫁给了南门里二十六岁的父亲。听当时给母亲当嫁客的大姐(她叫孙慧萍，是日照县有名的小学老师)二十多年后说，母亲的婚礼在当时很出名，母亲是那时很有名的俊媳妇，所以当时看新媳妇的人非常拥挤，以至于有的小孩鞋都挤掉了，过门费了很长时间。
　　姥爷有兄弟三人，三人各聚妻成家育有九子二女。姥爷是老大，姥姥生大舅、二舅、四舅、母亲和六舅。二姥姥生三舅、五舅、我姨和七舅。三姥姥生八舅和九舅。母亲是这个大家庭里出生的第一个女孩，所以她是很受宠爱的，在我的记忆里母亲的名子就是”大妹妹”“大姐”或者是“大姑”。我竟然不知道母亲的名字叫什么，因为从没听人叫过，母亲也从没说过。到我上初中填表的时候问父亲，父亲说，就填“孙张氏”吧，可是我嫌难听，就自作主张给母亲起了个“张传兰”的名字。我告诉母亲，她没有反对，但是那名字只是我填在表上的，生产队里的记工单上，母亲的名字仍然是“孙张氏”！
　　母亲结婚时，我家有奶奶、大伯、父亲，还有两个姑姑。从一个大家庭来到另一个大家庭，母亲的身份有了很大的变化，从受宠的“大妹、大姐”变成了“二嫂、二婶子”，所做的事情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在姥姥家时，母亲主要是做针线活，听她说，那个大家庭里的每个人都穿过她做的鞋，或是她裁缝的衣服。
　　母亲心灵手巧，她的针线活都是跟我那巧手的二姥姥学习的。我姥姥去世早，二姥姥对母亲的影响是很大的。关于二姥姥的记忆，最难忘得就是她那双前尖后阔形状像辣椒的三寸金莲。母亲曾多次领我到三舅家去看望她，或向她讨教（三舅是二姥姥的长子，她跟他住，那时也没听说轮着养什么的）。在我的记忆里，母亲和她的二娘是很亲近，犹如母女。母亲做的针线活是绝大多数人做不出来的。记得我表舅(他叫黄庆金，当过老师)曾说：“姐姐给我做的鞋我都不舍得穿，放在那里看着就高兴！”
　　结婚后，母亲由姑娘变成了媳妇儿。由专做细活的巧姐变成了拤碓，推磨样样粗活都得做，细活也少不了的媳妇儿。此落差，母亲应该是有点难以接受吧，精神的压力，再加上身体的极度劳累，母亲消瘦的很厉害。我记得她曾经用了一个我想象不到，但却很恰当的比喻：母亲说她当时瘦的拴上根线就能放到天上去了！我不知道她怎会想到如此精到的比喻！于是就有人说，“她是仙女下凡，来阵风就吹到天上去了，不会也不能生孩子”。还有人说什么，“朝太岁了”等等不一而足，反正说什么的都有。结婚后多年不孕，对母亲来说是个巨大的打击。
　　算命打挂卦，求医问药，苦药汤喝了几大盆，结婚五年后母亲终于怀孕了。这时几乎所有人都不相信她会怀孕。母亲个高，身材苗条，所以怀孕后，到六七个月时也不明显，多数人认为母亲是假孕。以至于怀孕快八个月时，过年推麦子磨面，本家的二奶奶问我奶奶：“永孩家的是有喜了？”(永孩是父亲的小名)奶奶说：“说是有那么个事开，还不知道有个‘饭帚‘还是有个’条帚’！”
　　就这样，母亲在大家的怀疑和期盼中过完了一九五二年的春节。阴历正月二十五日子时，那个全家人盼望等待的孩子降生了，是个小女孩，她就是我，一个晚生了五年的我。听母亲说，我出生的那天夜里，天降大雪，到早晨很多人家开门后雪就往屋里淌。听说后来就再没见过那么大的雪。
　　我开口吃的第一口奶是隔壁大娘的，大娘头年冬天刚生完她的第六个孩子，女孩叫“小平”，我喊她小姐姐。隔壁大娘是个心地善良聪明能干能感热心热肠的人。她有亲戚在沈阳、青岛，在我记事以后就常见她去沈阳、青岛走亲戚，回来后我就能吃到几颗罕见的糖果。所以大娘在我心目中是穿过“大皮鞋”，“溜过码头沿”，见多识广且能说会道的人。大娘让我跟她家二姐的名叫，二姐叫“大存”我就叫“小存”了。大娘给我起“存”这名有两个原因：一是随她家那一大群孩子成行成串，成长顺利，二是对我家来说是好好保存住这个来之不易的小生命！我长大之后，明白了大娘的美好愿望和良苦用心。大娘的乳汁是我生命得以延续和成长的甘露。我感恩大娘，我想念大娘，但当我想感恩有能力的时侯，大娘却已经走了。每每想起这事，我心里就会觉得好伤感和难过。我深深为自己沒能为大娘尽一点孝心报一点恩情而懊恼。可是世界上沒有后悔药可买。
　　我出生后，母亲奶水不足，饿的我经常哭闹，于是奶奶就抱着我，到有小孩子的人家里找奶吃，那时我们村比我大几个月到一岁的孩子有六七个，所以奶奶抱着我，走遍全村，吃过所有当时有奶水母亲的奶。听母亲说，生我那年的麦收时节，有一个女人挑着一担杏子在我家附近卖杏，她可能正在哺乳期，母亲看她奶水丰盈的样子，好象被奶水涨的很难受，也不管她长的丑俊、穿的好赖，立刻把我抱来送到她的怀里，我在她的怀里吃到了我有生以来的第一顿饱饭。听母亲说那顿奶吃的心满意足，张口外流！只所以这样，是因为那时每个母亲都有自己的孩子要喂养，能给我吃的奶水是有限的，所以我总是处于饥饿状态。遇上了这么新鲜充足的美食，哪能不拼尽全力，吸食至饱涨以至于漾出。由于这顿饱食，后来母亲还曾戏说我娘是个卖杏子的。每每想起此事，心里便会有暖暖的感觉在涌动。
　　母亲奶水虽然不足，但她有一双巧手，我吃遍全村哺乳期母亲的奶水，母亲也做了相应的针线活(比如鞋子、衣服等)以补偿她们的付出，母亲称这为粗工换细工。听她说，为了这事她从未睡过一个囫囵觉，每天前半夜绝对捞不着睡觉。春节前几天，整夜是不能睡的。这样的做法后来就成了习惯。我记事之后的好多夜晚，总是看到母亲在杂油灯下做针线活，睡完一觉醒来再看，母亲仍然在做，不时用针挑挑灯芯，有时会用手揉揉眼睛再做。每年春节前一个月，母亲的针钱笸箩里就堆满了鞋帮和鞋底，那都是别人送来让母亲给鞝的半成品鞋子。鞝鞋是母亲的拿手绝活，既使做工不怎样的鞋底鞋帮，经她的手鞝起来，那鞋就漂亮了很多，俨然成了精品。所以有些人会请我母亲给她们鞝鞋。母亲好象也以此为荣，为能帮到大家，受到大家的欢迎而乐此不疲。凡是求到她的人，母亲从未拒绝过，春节前几天，她总是通霄达旦，忙碌不停。
　　可我和妹妹的鞋总是要放在最后才鞝的。记得有一年的除夕，我和妹妹的鞋底和鞋帮还在母亲的针线笸箩里。我心想，明天就过年了，我能穿上新鞋吗？我心里着急的要命，就怕过年穿不上新鞋！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就被哔里啪啦的鞭炮声惊醒，我赶忙爬起来，母亲已经把套好的新衣服，和鞝好的象盒儿一样漂亮的鞋子(母亲常把自己做的鞋比喻成盒儿)放在了床头上。那是一双高帮带捂眼，桔红色的棉鞋，我看了高兴极了。鞋边放着一个黄铜的鞋拔子，那是娘的陪嫁品，棉鞋是高帮得借助鞋拔子才能提上。否则会把鞋帮睬倒，影响鞋子的美观。母亲是多么的细心，对女儿的爱是多么深沉。我赶忙穿好衣服，这时娘过来帮我用鞋拔子把鞋提上。
　　穿上新衣新鞋的我来到天井，父亲在烧纸，同时被烧掉的还有竹枝竹叶等，那噼噼啪啪的声响好听极了。父亲让我对着火堆磕头，磕完头回到屋里，母亲已经将煮好的饺子摆在了大方桌的边上。桌子的里面还有饽饽，枣山，香炉等。桌子的前面有一个红色、上面绣有许多祥云和龙纹图案的锦缎桌围子。墙上挂了三位神仙的绣像，好像是财神像。（那桌围子和神仙绣像在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时被烧掉了）。父亲又给神仙们奠饭、奠酒、烧纸磕头，我也学着父亲的样子作揖磕头。母亲说你是女孩，不用作揖，只磕头就行了。这是我第一次知道自己的性别，与男孩不一样，但也没放在心上。
　　吃过饺子，跟随母亲，到一个我叫大奶奶的人家里拜年，大奶奶的儿子叫陈为海，我叫他大叔，大叔当时好象在沂水的什么地方上班。大奶奶一人在家住，她的家是两间堂屋，进门正面是一张高方桌，桌子上放着一盘桔子。那时不认识桔子，只觉得那东西好看极了，不知是干什么用的，桌子上还有一盘花花绿绿的糖果。大奶奶是个清爽干练、腰背挺直、头脚干净、精神头十足的小老太太。她那双不可多见的小脚真可谓是三寸金莲。这样的小脚我还在我二姥姥身上看见过。再后来，看冯骥才写的《三寸金莲》我就把这两双小脚当了范本。母亲让我给大奶奶磕头拜年，并递给我一个草编的圆形蒲团，我赶紧跪下给大奶奶磕头，大奶奶一边说不用，一边赶紧起身把我扶起来，并从方桌上的盘里拿了一个桔子，抓了一把糖果装到了我新衣服的布兜里。最令人震惊的是，她竞然给了我五毛钱的磕头钱。那时的五毛钱比现在的五百块钱珍贵得多！那是我出生后首次拿到五角钱，那钱好像是紫色的，票面大小比现在的五角纸币稍大一点。那是我这辈子得到的最令我难忘的一次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