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锡伦
　　我到过许多地方，吃过不少佳肴，能够留下深刻印象的食品并不多。脑海中，只有家乡的地瓜煎饼，才能让我经久不忘，回味无穷。
　　山东煎饼，主要用小麦、玉米、高梁、小米等多种粮食的面粉制作，但家乡五莲县南半部的地瓜煎饼，却是用地瓜或者地瓜干糊子烙制而成。这样的煎饼，吃时虽然干硬了一些，但因为水分少，平时放个十天半月都不会坏，冬天可以存放一两个月。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和两个妹妹分别在距家数公里外的学区初中和乡镇高中念书。和多数农家孩子一样，说是读书，其实也就是拿个文凭而已，似乎看不到毕业之后的前途。
　　在那个农村贫困、粮食生产能力薄弱、食品短缺的年代里，住校学生的日常伙食基本上就是地瓜煎饼和一瓶多加些盐、炒得半生不熟的萝卜白菜咸菜。每顿饭，三个煎饼，卷上一点，再喝上一茶缸子白开水，便是每日三餐永恒不变的伙食了。家境稍好一点的，一个星期内才能够吃上几个白面馒头，或者花上三五分钱，悄悄到学校食堂里买一碗有些油水的“学生菜”，还生怕被其他同学看见了搞特殊。
　　那时，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姐妹在家务农，生活比较困难。父亲在医院上班每月只有三十二块五毛钱的工资，用于补贴家用、改善生活的能力有限。姊妹五个年龄相近，四个处在上学的阶段，仅靠着姐姐和母亲两个人去生产队里挣一个劳动力的工分，家庭收入薄微。由于山区农村耕种条件差，粮食产量低，家里挣的工分少，加之生产队里打下的粮食一部分交了公粮等原因，所以在年底分粮时自然比其他农户要少很多，家里每年的存粮，基本上都是还没吃到新粮下来，粮缸内却早早地看见了底子。
　　记得又是一个周六放学回家的下午，夕阳映照着校园里的树梢和远方的山头，当我上完两节课，打扫完室内卫生，从学校里一路小跑回到家门口时，太阳已经躲进了西山后面去了，老家堂屋的窗户上散发出昏暗的灯光。还没进屋，就听见了母亲与父亲的对话声，母亲说：“缸里的地瓜干子还能吃到这个月底，下个月孩子们上学捎煎饼怎么办呀？”父亲沉默片刻说：“不用担心，这个月的工资还能剩下一些，明天找个人帮忙到魏家集上买点应急吧。”母亲说：“小麦上场还得一个多月呢，得计划着花钱啊……”听到父母的对话，我没进屋，悄悄地遛进了东屋哥哥睡觉的房间，躺在坑上，任凭肚子咕咕乱叫，却没了吃晚饭的念头，心想，父母为了让我们兄弟姐妹安心念书，顺利完成学业，家里生活虽然不是难以为继，但又有谁能知道他们当下的难处和背后的艰辛啊。当时我暗下决心，为家里分愁解忧，减轻负担，但总是想不出好办法来。就这样苦思冥想着，渐渐进入了梦乡。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迷迷糊糊中，我被院子里的响动惊醒，敞开房门一看，只见母亲正借着月亮的微光，在南屋的屋檐下坐在烟熏火燎的铁鏊子旁边，手捧一大块烫手的煎饼糊子，熟练地在鏊子上滚动着。她一边往鏊子底下添草，一边用半月型的木板刮抹鏊子顶上的面糊子。一张，两张，三张，伴随着母亲那重复的动作和辛劳，一张张薄如纸、香喷喷、直径五六十公分的地瓜煎饼早已摞了厚厚的一盖顶。烙煎饼之前，首先要将地瓜干泡软剁碎，再用石磨推碾成面糊，最后用包袱、石头压成煎饼糊子，这中间不知要经过多少道工序、花费多长时间，才能完成烙煎饼的准备工作啊，只有月亮和星星知道母亲是几点起床开始干活的……寂静的夜晚，习习凉风中，鏊子底下冒出来的火光映红了母亲清瘦的脸庞，汗水早已湿透了她的衣裳，不知是露水还是汗水打湿了她那一缕缕细发，一块煎饼糊子和一抹黑灰不知啥时候挂在了她的额头上，像是化了妆的演员，叫我又是心疼又是爱她，若是在小的时候，我早就跑了过去，嚷嚷着让母亲给我叠上一张热乎乎、香喷喷的地瓜煎饼吃，但此时此刻，看着母亲那疲惫的样子，我已经没有了索要的勇气，傻傻地站在院子里，任泪水噙满了眼眶。
　　星期天下午，当我再次背着母亲为我准备好的五十余张地瓜煎饼回校上课时，心情比以往沉重了许多。临行前，虽然没有父母细心的唠叨和嘱咐，但我隐隐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压力，或许是责任，一股亏欠与负疚之情涌上心头，以至于很长时间无法从这种情景中解脱出来。我想，为了不辜负父母的期望，只有努力学习、发奋进取，而不是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从那一天起，我在课堂上认真听讲，认真完成好老师布置的作业，以优异成绩回报父母，做一名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直至高中毕业后从事民办教师，参军，入党，提干，转业到农发行工作，都是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走了过来，要不然，我将无颜以对家乡父老，对不起当年那来之不易的地瓜煎饼啊。
　　人生路漫漫，有时也坎坷，在我成长进步的道路上，正是因为生活困难时期地瓜煎饼赖以补充的营养和动力，才让我的身体得以强健，学习更有劲头。也正是因为过去那段难忘的记忆和深深的煎饼情结，才使我精神充实，初心不忘，感恩新时代，倍加珍惜今天这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
　　地瓜煎饼，是我一生的最爱。悠悠煎饼情，早已深深地烙进我的生命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