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乙清
　　正月的大部分余暇时光，因《苏东坡大传》而沉浸在“苏海”里。苏轼的诗词文赋，绘画书法，立言立行，气节操守，无一不让人思度难返。
　　“天地之间，物各有主……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眼前春色，“与子共适”，思绪奔涌。
　　天才苏东坡，何以皎洁一世，刚毅一生，于宦海沉浮中凛然独行？多舛苏东坡，何以面对苦难多变，乐观处世？他有怎样的人生坐标与价值体系？仁者苏东坡，何以在其身前身后圈粉无数，给人以力量？
　　在《苏东坡传》里，林语堂先生说苏东坡为“人间难能有二”的旷古奇才乐天派；在《苏东坡大传》里，陈明福先生评其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位磨难玉成的“艺术全能”；南京大学教授莫砺锋评价其为史上成就最为全面的“文学伟人”。他们可谓是知东坡者，爱东坡者。
　　纵观苏轼穷达多产的一生，少负盛名，意气风发；中年遭难，浴火新生；老年俯视苦难，超然物外。
　　苏轼是北宋中期的文坛巨匠，亦是引领士风的精神贵族。他一生未曾离开政坛文坛，仕途与文运，参差错落，此升彼降。累遭贬谪的苏轼，行迹遍布大半个中国。
　　以今人揣摩之，多半会郁郁寡欢，消沉避世，半途而废。然而，苏轼以其傲然之姿，俯面世事，无论朝中权贵与田间乞儿。
　　智识卓然的苏轼，自然懂得“惟荆（指王安石）是师”或“惟温（指司马光）是随”的现实好处，然而他始终“不随不附”，直道而行，只要实践证明益于百姓忠于公心大道的，他都会直言进谏。正所谓苏轼自称的“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尊主泽民者，便忘驱为之”。
　　在北宋，王安石与司马光，主张不同，却均称得上谦谦君子。前期，苏轼反对王安石新法的大进快进；后期，又与私交甚好的司马光唱起了反调。因苏轼在外任实践中，看到了新法之弊，也发现了新法之利。苏轼主张对新法“较量利害，参用所长”，然而，司马光竟像前任宰相一样“拒谏”了。苏轼对司马光说：“轼昔闻公道其详，岂今日作相，不许轼尽言耶？”司马光勉强一笑。
　　苏轼对长他17岁的司马光是敬重有加的，可依然不肯附和，而是坚持自己的主张。正是这种与新党、旧党的不随不附，加之才华耀眼、文名太盛，嫉妒打压一时间如浓云密布，一场欲置苏轼于死地的祸端向他袭来。
　　130天的“乌台诗案”，苏轼凶多吉少，可谓九死一生，最终因祸得福，神宗皇帝看到他的狱中绝命诗后，将其从轻发落至黄州。
　　苦难之极，催发新生。置身黄州的苏轼，虽心有余悸，然而已然重生，无论书法、诗词以及心境。
　　曾经皇帝眼里的稀世奇才，此时已落魄到“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的地步。然而，这又何妨？经历过生死劫的苏轼，对人生的思考无疑更加深邃超拔。他儒释道兼得，其三教贯通，不是处世的归宿，而是新生的起点。
　　还记得后《赤壁赋》中的“孤鹤”吗？它直指向苏轼那高贵幽雅、超凡脱俗的内心世界。而前《赤壁赋》中“物和我皆无尽”的“我”，指的是苏轼的精神之“我”。思无邪的苏轼，没有被命运恫吓住，他已焕发出新的青春气息。
　　黄州五年乃至苏轼一生，始终有“致君尧舜”报国济民之志，但内心已不为名利欲求羁绊，他转向了精神之“我”与心灵的超越。
　　数年后，苏轼谪居惠州、儋州，环境更为艰苦，生活依旧困顿。《苏东坡大传》里记录了苏东坡与儿子苏过在海南以阳光充饥止饿的场景，这种精神上的自我疗法，实在令人唏嘘不已。
　　而此种境况下的苏轼，却忙于教化百姓，启发民智。老年东坡，已然视苦难为家常，甚至享受苦难，品味苦难，自嘲自乐，以受苦之身，解救更多苦难中的黎民。
　　苏轼该是有一种优越感的。我想，这份隐蔽于内心的优越感，来自于苏轼对其勤奋天成、砥砺人格的自我期许，悲天悯人、爱民情怀的磊落胸怀，以及坚守正道、知行合一的坦然心地。
　　这种内心优越感，让苏轼得以超越升华，俯视苦难，苦中作乐，以苦为乐，不以外界加害为苦，反而“眼前见天下无一不好人”。这种常人难以企及甚至难以理解的精神超然与道德高度，成就了其光彩照人的一生，也深深影响了当代与后世的东坡追随者。
　　苏轼在《居士集序》中说：“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长育成就……”苏轼对恩师欧阳修的评价，不正是苏轼自己的一生写照吗？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乃是其人其文继续奔流于后世的注解。
　　九百多年来，爱东坡者不计其数。我想，对东坡的热爱与追随，一半源于他的品德与才华，一半源于他对苦难的态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