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康熙十八年（1679），时节刚入二月。在紫禁城午门东西两侧，是“六科”朝房。宫墙高耸，屋顶雪已消融，有丝丝缕缕的春风在庭前拂过。
　　工科掌印给事中丁泰（山东日照县涛雒人）无意于欣赏初到的春光。连日来，他查阅案卷、研究时事、埋头思索。他有一项长期萦怀于心的工作——— 可以说是一项使命，要去完成。此时，他打开一份空白题本，在起首处郑重写下：“开海禁疏。”
　　“海禁”作为一项国家海防政策，在明朝初年就已实行，朱元璋曾立下“不许寸板下海”的祖训。清朝初年，因郑成功据台湾、厦门一带坚持抗清，又通过经营海内外贸易供给军需，对清朝的统治形成了日益严重的威胁。所以，清廷重新颁行“海禁”政策，多次申严强化，并在此基础上颁布“迁界令”，将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沿海五省居民分别内迁三十至五十里，尽烧民居、船只，不准片板入海，以此切断沿海居民与抗清势力的联系及贸易往来。
　　“海禁”政策的严厉执行，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危机，不仅给清王朝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更给沿海居民的生活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多位官员挺身力谏，上奏“海禁”所造成的种种惨状、沸腾民怨，竭力主张开海贸易。这其中就包括丁泰。
　　丁泰的老家就在山东沿海的日照县，他很清楚“海禁”对日照和沿海人民意味着什么。
　　日照县东临大海，境内被群山环绕，土地多为盐碱地或瘠薄沙地，但所承担的赋税并没有因为土地的贫瘠而减少。又因为地理位置的险要，每当改朝换代之季，日照县往往成为被蹂躏的战场，人民流亡，土地抛荒，惨不忍睹……“地瘠民贫”的日照别无他法，只能靠海洋来寻求出路。因为有海，日照盛产海盐，沿海渔民亦可以渔业为生。随着海上贸易的逐渐发展，不论当年土地收成如何，人民皆可以此补贴生活。但是，“海禁”政策的执行，对于以海为生的日照来说，就如同人被切断了咽喉，人还能活得下去吗？
　　每每念及家乡人民的苦难生活，丁泰就如芒刺在背。
　　随着清廷平三藩之乱势如破竹，东南沿海一带的抗清活动也逐步衰弱，“海禁”政策亦随之有所松动，海州云台山（今连云港）首先复界。丁泰鼓起了勇气与信心——此时，正是上疏的最佳时机，他要争取在山东首先开海，纾解民生苦难。
　　在此之前，朝廷已对开海问题进行过激烈辩论。丁泰蘸足墨汁，在题本上主动提出：“臣家居濒海，知海滨之情形颇悉，请为我皇上陈之。”
　　丁泰重点指明了由山东向南到淮安府庙湾镇（今江苏阜宁）的航线：“夫山东海岸……迤南则由胶州、诸诚、日照，以至前岁所复海州之云台山，仅半日程。由海州海边至淮安之庙湾镇，亦一日夜可到。庙湾迤南则山阳、高邮一带之里河，直通江淮而不用海舟矣！是庙湾镇、云台山皆为海边内地，而南北 贸易之咽喉也。”庙湾镇与之前所复界的海州云台山一样，都是南北贸易的关键节点。
　　“南北丰歉不常。未禁海口以前，所恃以转运兴贩，南北互济者，米豆非船不能运载，船非至庙湾不通河口。”庙湾镇是粮食买卖的重要港口。禁海之前，庙湾与日照县及整个山东省贸易往来颇多，主要商品是大豆、粟米。山东是全国大豆主要产区之一，自明朝就大量输出到江南各省。尤其在水旱灾年，江南人民多以山东米豆维持生计。日照县民，也正是因为米豆的海上运输，可以补贴生活。但禁海以来，江南的粮食供应出现很大缺口，日照县的谷价也减少大半。一遇水旱灾年，南北之间不能互相扶持，只能坐以待毙。
　　因此丁泰申明，南至庙湾一线是山东贸易的“必由之路”，应开。
　　但丁泰也知道，开海禁这么大的事情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开全开，而是应该结合当下形势，有缓有急、按部就班地开。因此他对贸易船只的活动范围与载重量做出了建议，对海防、海船纳税等事项也提出了解决方案。
　　最后，丁泰再次强调，“务俾小民得安生理，以享乐利，所关非渺小也！开‘海禁’是使万千民众安享民生的大事要事，一定要高度重视。”
　　疏成，落笔。丁泰觉得，此次上疏与之前历次皆不同，写《开海禁疏》，如同要完成一场重要的仪式。
　　数日之后，经过康熙皇帝下旨召开的朝廷会议慎重讨论，丁泰提出的首先在山东开海贸易的意见得到了肯定。
　　此时，丁泰终于从心底里卸下了一副重担。这两年，他总觉身体大不如前，近来又因风寒入肺，久治不愈。于是，他请了病假返回老家休养。但，天不假年，在康熙十九年（1680）十月二十三日的午后，丁泰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丁泰享年五十三岁。这一年，山东正式开海。
　　山东的开海成为全国开放“海禁”的先声，在它的带动下，开海之议进入高潮。康熙二十二年（1683），台湾平定。清廷宣布全面废除“海禁”政策，准许开海通商，又在东南沿海地区设立多个海关。沿海居民的生活有如重生。
　　在日照县，“海运渐开，商贾骈至。自此而后，有无交易，颇济民用”。丁泰为争取山东首先开海所做出的努力及所带来的巨大成果，人民记下了，历史也都记下了。